武汉市江汉区首推特殊人群帮教“四合一”基地

在传统集体经济系统中,公权按科层制的集权原则或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直接处置资产,例如,农民土地承包权不仅在官方的政策表述中被看作是农民的财产权,更在经济分析中被看作是私人物品,但在法律规定中,也在实践中,常常由公权处置。

也因此，在专制政体下，任何减税诉求，不论在道义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应该的，本应理直气壮。因此，注重税种结构的优化、税率高低的调整等等技术要素，就成为减税的主要着力点。

只有税收充足了，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坐得稳。不清楚各自目前所处政体背景的差异，就不要轻言减税。再愚蠢的专制者，也知道税收是政权的物质基础。因为，作为一项减税政策，大多不可能通过全面投票机制来决策，通常是通过代议机构来决策，因此，由于各方博弈力量的相对差异，就可能更多体现强势群体，或声音最大者全体的减税意志，从而违背弱势群体的税收意志。因此，在民主宪政制下，减税或增税，也会因为体现的都是全体纳税人的税收意志而成为次要问题。

然而，减税减的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税负，更应该减的是精神形态的税负。在专制政体下，任何减税的举措，都应该给以肯定，只要能减少纳税者的税负。我想，如果能将之前提到的几个焦点做一个总括性的政策并加以推行，那么即便不是全中国，至少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些地方，是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

广东现在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沿海好多经济发展地区遇到的共同问题：产业升级怎么办。在这点上，台湾各界都承认差韩国一大截。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估价，下面我们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这就造成社会的动荡，甚至很多地区有恐怖主义活动。

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政策、社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调整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第一就是提升这些人的劳动工作技能，这是关于人力资本。广东、浙江应当起带头作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有个讲话，说再过若干年江苏的经济有可能超过广东，但超就超了，我们现在不要纯粹在量上和别人比，而要在产业结构上和别人比，要做好经济转型。

到餐馆吃饭时，菜单上价格的涨幅也相当显著——不是吃山珍海味，而是当地通常消费的那些食品。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受到的打击就很大，过去几年情况也没有显著改进。但后来绝大部分人公认，韩国和台湾是少有的从二战结束后的贫困线上走出来，走得较快、较平稳，而且持续优质发展的案例。只有这样才能使韩国这种重视大企业——不是纯粹把它做大，而是把它做强的经济发展模式运行得更健康，这一点对中国沿海的大城市特别重要。

我非常支持他这个观点。只要这些政策结合起来，不用很长时间，大概五到十年，我们就能看到非常不同的一种社会状况。国内已有相当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范畴。这些问题都是劣质发展的表现。

菲律宾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对计划生育是不允许的，过去这些年菲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很多家庭有六七个孩子。始终没有跃过这个陷阱的一个案例是菲律宾。

严格说来，剩下的大概十一亿五千万人中，实际上至少2/3属于中等收入最低的那个档次。但韩国有一点很给力，可能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就是大力发展教育，即人力资本的培养。

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第二个估价了。有些没有跃出来，甚至倒退了，又是因为哪些原因，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比如台湾有些做法就特别适合中国大陆，前面提到的中国大陆的前两类人，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需要一些重要的政策平台。第二，台湾是世界上发展公共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之一。中国改革的参考中国最需要的改革都属于制度或生产要素的软性部分，还有社会结构中那些非物质的方面。我们农村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对整体来讲还是要想办法拓宽进入更高收入的渠道。

所以只有时刻把这一亿五千万人放在政策优先考虑的单子上，我们才能见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的本质。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把步子迈得更坚强，要更有前瞻性地迈下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只有依靠这一点，才不至于被自然资源不足这个缺陷拖住不能往前走。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都认为台湾和韩国的自然资源严重缺乏，土地也不够，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像这样的经济体根本没办法与拉丁美洲的经济体相比。

这个报告我看后很惊讶：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们需要研究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出陷阱是靠了哪些改革。

它也是发展中经济体里最早做到通过自创品牌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不是给别人打工。比如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在职训练和再就业训练，包括新产品新技术下乡，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我们周边成功的案例，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在我的记忆中，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高。

（本文由本刊记者简洁整理）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 进入 丁学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一点比广东更强的，是浙江整体的文化素质更高，这是几百年慢慢累积下来的。

联合国2011年初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人均教育投资，包括政府、家庭等方面的投资加起来，韩国是世界第一。但通过政策的调整，在下一个十年，在第一轮发展中最亏的这八千万人中间，有五千万人找到了第二次机会，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过程

他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赞赏，并期望广东在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继续为全国作出贡献。一会儿经济过热、一会儿经济变冷，热了就紧缩紧缩，冷了就刺激刺激，这都是外来的力量在对经济起作用。

当然，不是说有了机制以后，就可以不要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机制的作用，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厉以宁认为，我国下一轮改革中，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深化改革建促经济发展机制南方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到改革，您觉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吗？厉以宁：今年更突出了改革。别的省份可以从广东的经验中学到更多东西。

◎广东腾笼换鸟的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认为，广东的这个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广东的腾笼换鸟提法对全国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顶层设计需要重视民营经济南方日报：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幕，现在的改革和上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难点在哪？厉以宁：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形势不一样了。